我的毕业论文体会

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即将结束,我也很快将面临“而立之年”的到来。回望走过的人生之路,虽未尝有过冻馁之苦,但不堪回首的种种前尘往事,还是历历在目的,所幸十余年来求索于人文之学的裨益,尚能淡然观之。

——那些经历,也许亦可算是曾经“居夷龙场”的哲人阳明先生所谓的“事上磨练”之类罢。这篇论文的撰写,虽是探讨近代佛教思想的一个重要流派,亦寄托了我若干年来的一些文化思考。

20世纪80年代以来至今,华夏的思想学术界发展迅猛,种种“主义”和种种“家”们,层出不穷,为中国乃至世界,开出了不少各自的“济世良方”,颇有庄生所谓“道术将为天下裂”的热闹劲儿。我却因自幼习读鲁迅先生的著述,受先生思想的濡染,对于一切过于美好的设想和过于激进的行为,均抱着“敬鬼神而远之”的态度,因之,对于当代的那些“主义”和“家”们,虽亦偶有涉猎,到底气味不投。

——正如已故的太老师任继愈先生所常言的:“觉悟的群体才能推动社会”,谋求社会的进步和改善,无论是谁,首先都要面临当下的“群体性无知”,这种无知乃是一种可怕的力量,用佛教的话来讲,就是所谓的“共业”,这种力量 “沛然莫之能御”,任何理想和希望,一旦碰上它,都要被撞个粉碎。这一点,查诸历史,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,可以一目了然。

——所以,我们谋求当前存在状况的改善,只有先逐步改变这种群体无知。近代以来,无论是严复所说的“开启民智”,还是鲁迅先生“改造国民性”的呐喊,皆在于此,这也就是本文所理解的“启蒙”。

——一切文化努力,如果不回到这个百年前的起点上,只能是一些花哨好看的空中楼阁罢了。本论文的治学方法,尽量遵循本门自汤用彤先生以来一以贯之所践行的“以历史说明佛教,而非亦佛教说明历史”的理性准则,这一点说容易也不甚容易。

——2004年以来,我通过数次学术会议的参加,逐步接触到当前的中国佛教学术界,深感当前国内同行中具有信仰倾向而治斯学者,占了很大比重,也得到了不小的话语权。——对于个人的信仰,我一向是尊重的,但如果带上信仰的前提去治学,这样难免就会有失客观公正。

因为宗教学归根结底,是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去研究,这样,必须有批判,有扬弃,才能得出有益的结论。但如果作为信仰者身份,恐怕多数只能对研究对象一味夸赞,甚至对于其中种种有害的神秘主义成分熟视无睹甚至欣然接受,所作的工作只能是一种“神学”,而非严肃的学术研究了。

——内学院一系佛教之所以成为本文的研究对象,我之所取者,也正是因他们虽是教内身份,却亦具敢于批判,敢于求真的学者情怀。按照惯例,论文的后记,要有“鸣谢”的部分,我自然不能免俗,这里首先要感谢的,当然是“亲教师”SLD先生,我自从2007年入校以来,得到先生诸多的关怀,通过耳濡目染先生的言传身教,无论在学术上还是人生境界上,三年的生活使我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质的提升。

先生亦至始至终关心本课题的研究,多次亲笔修改过其中的一些章节,并在先生的支持和帮助下,本论文的相关性课题“启蒙思潮与近代佛教”得到了贵州省研究生创新基金的资助并顺利结题;本论文的核心宗旨亦在先生的鼓励下撰写成《理性与正信——略论内学院一系佛学的修学观》一文,获得了2009年中国佛协主办的“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”征文“莲花奖”;此外还有其他相关几篇论文,亦在先生的推荐下发表在《法音》等国内佛教知名刊物上。总之,先生的诸多关怀和帮助,对我学术和人生历程的意义,无论怎么说都是不过分的。

就读硕士研究生期间的2009年初,自幼无微不至地抚育我成长的祖母寿终辞世,每每思之不禁黯然,唯愿我在学术路途的不断求索,能够些许告慰她的在天之灵。于2012年元宵节论文出处(作者):论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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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E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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